中国禅宗有三种境界： 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描写寻找禅的本体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描写已破法执我执，似已悟道而实尚未的阶段。第三境是“万古长风，一朝风月”，这就是描写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恒，刹那间已成终古。在时间是瞬刻永恒，在空间则是万物一体。这就是禅的最高境地了。［1］
——李泽厚《庄玄禅宗漫述》
境界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强调的最高品味，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2］。“万古长风，一朝风月［3］”可能就是冯友兰谈人生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境界［4］中的天地境界。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万古长存的，风月每日不同，就看每个人自己的修炼和领悟了。
正心修身不是目的，而是追寻人生终极意义的途径。人生若能冲逸、从容，而又入世、成事，当是一片化境了。臻此，人生何憾！
4.1 脱俗与豪迈
东汉黄宪，布衣生活一生，既无丰功伟绩显赫于人，亦无名山之作流传于世，但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与赞誉。他的形象似乎是： 心境开阔宁静，面目和蔼安详，安于贫穷，与世无争，一切顺其自然，仿佛脱离了世俗世界，永远地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意境之中。历来功名是人生的最大诱惑，更何况黄宪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抵御住功名的诱惑，在当时人看来是极其困难的。他的不愤世嫉俗、超然物外，在同辈人中是绝少见到的，但又是人们所向往的。与那些隐士、逸民们相比较，黄宪的行为举止绝无被迫无奈和矫揉造作之嫌。道家思想凭借着深厚的内涵为自己塑造出了一个魅力四射的真实典型［5］。东汉名士郭太路过名士袁阆处，仅见一面就离去，一宿也不住。而到黄宪那里，住了几天也不愿离去。别人问其原因，郭太讲，袁阆的学识气度，如同一泓泉水，虽然清澈见底，但容易舀干。而黄宪的气量，就如同汪洋恣肆的千顷湖水，澄滤不显得清澈，搅扰也不显得污浊，简直是无法度量的。
退一步讲，人生境界能如三国的诸葛亮“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已难能可贵了。
东晋的谢安，曾闲居山东。有一次与人外出游览，泛舟海上。突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同行人惊惶失措，大喊回去，但谢安毫不在乎，依旧兴致勃勃。这时，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众人吓得乱成一团，东倒西歪。谢安见状说道，如果这样，就不回去了。那些人不得不安静下来。谢安安邦定国的胆略可见一斑。事实上，谢安不久就东山再起，担任东晋宰相［6］。
北宋诗文、书画大家苏东坡，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被一贬再贬，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但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又能保持独立的见解。他说，其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7］。还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8］。他品味和实践了随缘自适、潇洒豁然、悠然豪迈、达观处世的境界。北宋黄庭坚曾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9］。苏东坡被黄庭坚誉为“有盛名而退无自矜之色，此为过人［10］。”
4.2 致用与创新
周恩来在年轻时代就写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志向远大、人格卓越，务实爱民、鞠躬尽瘁，赢得全社会的普遍尊敬并成为一代楷模。“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阐述我国20世纪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20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事实上，“翻两番”的数量要求提前实现了，科技与其他领域的进步也有目共睹，但本质上的发展，即所谓的创新方面的问题，随着投入的增多而日益显现。基本的“投入产出”指标成了被模糊或忽略的指标，而“出”中到底有多少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则成了被扭曲或空洞的概念。
科技界被投入了大量经费，可是获得的原创性成果以及形成的实际的产品与投入量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比如诸多大型机构的主要设备还要依赖进口。很多科研工作，既缺乏有意义的创新，又不能形成有市场的产品(这还是基本要求，有道是“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益”)。
钱学森讲： 我是从搞工程技术走向科学论的，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因而我思考问题，一方面在理论上要站得住，另一方面在工程上还要有可操作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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