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奈奖章获得者法布尔(Fabre, Jean Henri)终生对生物特别是昆虫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并将大量亲身观察所得写成《观察手记》，又名《昆虫记》。该书不仅体现了著者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且还倾注了他的思想和感情，因而它既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科学论著，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许多学者非难其太浅显，缺乏科学价值。事实上，我们固然不能菲薄纯学术的文体，但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却自然不能不更怀敬爱之意［12］。
学习、研究的最高境界只有两个： 一是理论上的创新；二是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两者取其一，于普通人而言已极不容易。毫无疑问，创新理念和创新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但对受教育的学生而言，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是更为根本的，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是学生们未来工作中的基本任务。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来自于现实生活和实际环境，漠视问题的本来意义或应用背景，结果之无用是可想而知的。有了广阔的实践平台，有了切身的体会，有了对社会实际需求的逐步认识，创新应该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有意义的创新，是独辟蹊径，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深化，或是推动学科发展或是指导产业应用，而不是单纯地“与众不同”甚至“另立门户”。如果脱离明确的目标、没有相关的工作，全然是“避实就虚”、“自言自语”或“孤芳自赏”，尽管是“新”的也于事无补，犹如“王顾左右而言它”。因为不同于以往的工作可以有很多，就如同本来要向东的航行，向西去了，与原来的出发点相比，都处于“新”位置了，但离题更远了。出现这种现象，有问题本身困难的原因，也有考核指标被异化的导向因素，于是“经”就被念歪了。“创新”不能靠“倡导”而来，如果我们不去提倡或鼓励本不应该提倡或鼓励的东西(如唯论文是瞻。本来论文是交流的载体，是一定程度上评价科研工作的标尺)，创新成果自然会来。可幸的是，随着问题的出现，社会的认识趋向一致，即现有的体制存在不足或漏洞，但如何弥补或克服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要扭转局面恐怕非短期可至，需要评估体系的完善、项目要求的落实、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科技人员的良知。
艺术创作与科技创新有类同之处。中国经典艺术创作强调以古为师而推陈出新，讲究线条质量和艺术深度、面目的生动和内涵的丰富。比如书法，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中的二十个“之”字各不相同。而这种创作同样应当避免仅仅为了追求有所变化而忽略审美要求或失去美学意义。中国汉字，无论用篆、隶、草书写，都应符合基本结构约束，因为这种结构即使不是符合黄金分割也是接近一种约定俗成的美感。没有变化当然也就没有生动和丰富可言，但“过犹不及”，过分的“奇”和“变”会使面目做作、牵强而缺乏空间协调性，效果适得其反，同样是“本想往东而实际西去”了。
众所周知，绝大部分书法爱好者不可能成为书法家，因为要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个人风格是十分不易的，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书法练习者比比皆是，每个时代的一流大家有数量上的差别，但都是屈指可数的。科技界也一样。因此，甚至要学生都有创新，不是“拔苗助长”也是“张冠李戴”了。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讲，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我常想，前辈科学家的优秀品德和信念只要存在于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中国人民的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必定前途光明。
4.3 眼界与事业
爱因斯坦说过，把安逸和快乐看做生活目的本身是猪的理想。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讲过，物质生活和你实现的占有，都不会产生自豪，只有那些受你影响、被你改变过的人和事，才能让你产生自豪。
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所以，中国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也能够保持原有快乐的本性的人［13］。
现实生活中，追求事业是人之常情，而兴趣是事业成功重要的因素。诺贝尔奖和图灵奖得主西蒙讲他的事业就是他的兴趣：“你们已经看到我追随这个五十多年了，这个兴趣从没离开过我。”［14］
王选院士在谈如何作出成绩的一些体会时讲了七点： 扎实的数学基础；喜欢亲自动手，并有较多的第一线实践经验；重视跨领域的研究；正确的选题和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是至关重要的；不短视，不求虚名，把为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当做奋斗目标；善于团结人；有拼搏精神［15］。
当时，有人认为激光照排系统项目不适合于北京大学的背景。事实说明，王选院士的眼光是非常远大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不短视，不求虚名于成就伟大事业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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