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 世纪80 年代，鄂尔多斯高原上深深烙着贫困的痕迹。你在山坡徜徉着，有时你的脚下会冒出缕缕炊烟，你这才感到你竟然踩在了山民的窑洞顶上，在这样的蛮荒之地竟然还住着人。
顺沟望去，有树、有星星点点的梯田，你会感到鄂尔多斯人生命力的顽强和生存的艰辛。据说，联合国官员和世界银行的官员来准格尔山地考察时不断地讲：这里不适宜人类生存。
实际上不用外国人讲，鄂尔多斯人更清楚，砒砂岩地区的确不是人住的地方。但不在这里住，又往哪儿住呢？
我曾采访过一位住在山沟里的准格尔老人。他叫王二棉，他的事迹是用澄泥造梯田，收成还不错。别人盼下雨，他怕下雨，说：“雨大了山水刮得不行。就是看天让吃不让吃哇。”
王二棉一家在这山沟里过得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凄惶日子，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开？找个平展的地方过日子。
王二棉对我讲：“我不知道北京好哇？东胜沙疙堵（准旗旗府所在地）好啊？我得去的了哇？我这辈子没啥，就看娃娃书能读成甚，能跑闹进城里不？”
跑闹进东胜城这样的盟府，成为一个城里人，当时，这是住进山梁上沙漠内的农牧民最大的愿望。在他们的眼中，住在盟府县城的人就像住在天堂内。农村牧区的后生、女子钻天打洞，就是想进城，落个城市户。那时光眉俊眼、漂漂亮亮的农村后生，专找城里长相平平的姑娘，只为的是在城中落户找个工作。
城内的大龄青年、中年老男人、残障人士，总是能找个漂漂亮亮、年轻貌美的农村姑娘过日子。姑娘不图别的，就图男方是个城市户。
这是20 世纪80 年代初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爱情故事……改革风南来，为了让鄂尔多斯的青年干部开眼界、见世面。鄂尔多斯曾组织过部分旗乡的团干部去深圳等发达城市参观。大城市的俊男靓女们，衣着时尚，提拎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满街都是邓丽君的歌。
沿河某乡有位团委书记，参观一路上只默默地念叨一句话：“咱是瞎活了、瞎活了。”
他从深圳参观回来，连家门都没进，直接跳进了黄河。
外部的精彩世界，让人们感到对家乡贫困的绝望……物极必反。于是，鄂尔多斯人对城市的向往和所处的严酷现实，最终变成了无奈的反讽。
那个时期，鄂尔多斯的酒桌上出现了杨三唤进城的故事。
杨三唤这个人物与在全国影响颇大的获奖的优秀短篇小说《陈焕生进城》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只不过杨三唤这个人物，是鄂尔多斯人的集体创造。
人们把杨三唤设定在最偏僻的准格尔山区，不少人言之凿凿地说确有杨三唤其人，但我相信，杨三唤是创作出来的准格尔山地的最后一位农民，是鄂尔多斯的阿凡提和巴拉根仓。
后者反讽的是财主和贪婪；而前者反讽的是城市与文明。前些年，我在《鄂尔多斯日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一个影视公司还在征集“杨三唤进城”的系列电视短剧剧本，想把杨三唤搬上荧屏。看来，鄂尔多斯人的“杨三唤”情结还远远没有过去。
恐怕40 岁以上的鄂尔多斯人，心中都会保留着杨三唤的几个小故事。
比如说，杨三唤进了某大城市，内急，自然想找个僻静地方撒野尿，正要对着电线杆子解裤子，却被市容检查人员逮了个正着。人家问他是不是要随地小便，要罚重款5 元。
杨三唤一惊，尿也吓回去了，说：“扯淡！咋？人家连自己的东西都不能看一看了？”
杨三唤要看自己的东西，既不违规也不犯法，城里人也没有办法，杨三唤急中生智，反而让城里人哑口无言，总算为准格尔人出了一口对城里人的恶气。
还有杨三唤看见城里人卖香蕉，稀罕得不行，想可能要比家乡的海红子、酸毛杏要好吃，于是买了一把儿。杨三唤拿起一个就吃，众人大惊道：“你怎么连皮一块吃啊？”
杨三唤不急不慌地在城里人的鄙夷和好奇下，把带皮的香蕉吃完，然后抹抹嘴说：
“瞎吼甚？你们知道我在治什么病？”
带皮吃香蕉是要治病，这还不得把李时珍气活？城里人在机智的杨三唤面前只能是面面相觑，闭上嘴巴，原来是城里人见识短浅，杨三唤屡屡为鄂尔多斯人挣足了颜面。
可它究竟治的什么病呢？我不下几十次听鄂尔多斯人讲过这个故事，在一次次捧腹之外，更多的是让人感到心酸和淡淡的凄凉……党中央关注着内蒙古这个资源丰富而又贫穷落后的地方。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胡耀邦同志来内蒙古视察，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南有深圳，北有二连。二连是个口岸城市，强项在与中俄、中蒙的边境贸易上，但对鄂尔多斯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思路。搞改革要往大处想，敢和最发达的地方比，敢和改革的前沿城市比。
那时，鄂尔多斯高原百废待兴，鄂尔多斯如何发展摆在了伊盟盟委、公署的领导面前。盟委曾多次召集各方人士献计献策，以寻找出鄂尔多斯改革发展的前进路子。1983年，我曾参加过一次有盟委、公署领导参加的伊盟战略研究发展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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