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几位皇帝时，寒门、后戚大族和士族已经有了一种非常好的平衡。寒门通过士族开设的书院、私塾、或收入门下进行学习，然后得到书院或有实力的家族进行推荐进行科举，真正有才的人能够进入朝廷，然后通过联姻或者互相帮助的方法再和权贵进行身份上的转变，最终齐心协力地辅佐君王。
这中间任何一环打破，整个平衡都会失调。
例如寒门得不到士族的帮助，便不可能进学，但士族的名气，却是通过培养了多少个“士”而得到提升的；
得到了士族的帮助进学，却没有有力之人的推荐，那也无法科举。相反，一旦你举荐了一个真正的人才，你便是他的伯乐，很多在地方上一辈子都没办法回到中枢的官员，全是靠师生举荐的情谊被投桃报李；
而权贵家族即使要联姻，也不可能和没有出身的饭桶联姻，能最终通过层层科举站在金殿上的，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和他们联姻，自然而然的大浪淘沙，重新让家族吸收更好的人才、生出更优秀的后代，不至于全变成近亲结婚而生出的废物，断了家族的延续。
因为高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很长一段时间，权贵并不以和寒门出身的新贵联姻而觉得丢人，一直干政的后戚因为士林与寒门的联手，在这方面也会有所收敛；
士族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虽不干权，但以自己的言行指引着天下的学子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武，有“武士”；在文，有“文士”；在官，有“士大夫”，各行其道，虽不完美，却稳若泰山。
但到了恵帝以后，他的爱财使得很多有钱人也显达了起来，后戚之中出现了商人，微妙的打破了平衡。
譬如恵帝时，原本想要做些什么都要通过大臣们“允许”才能有钱使的恵帝，因为得到了商人们的资助，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必管户部里有没有钱、内库够不够用。
这使得老牌的权贵们有些恐慌，拼命收紧手中的权利，同时对商人们厌恶至极，士族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商人诱使皇帝不遵从“仁道”而是以满足“私欲”为先，显然进入了‘邪道’。
商人们缺乏认同感，就拼命资助寒门、拉拢后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寒门学子开始不通过士族、书院的门路也能够晋升，便打破了这种平衡。
这使得恵帝之后的皇帝对寒门和后戚又产生了危机感。尤其是宫变时，后戚们能得到将门的帮助，甚至有私财装备私兵，这些都是让君权惧怕之事。
加之士族领袖的薛门损失惨重，士林的大儒们对进入朝廷或是参与政治的心思越来越淡，有的愤而隐居，有的不理世事只埋头学问，书院里有官场经验又有学问的教员越来越少，能够通过科举入“士”的寒门学子数量也越来越少，即便有，许多都是只通读死书的“读书人”，而非社稷真正需要的“士子”。
平衡一旦打破，怪圈就越来越险恶。权贵和后戚们互有恩仇，没有了不停加入的新鲜血液做缓冲，矛盾越来越重；士族没有了领袖，如同一盘散沙，国子监中寒门学子被打压严重，而权贵等可以蒙荫入士的子弟却无心向学，搅得国子监中学风极差，有心教学的大儒也纷纷求去……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既不敢宠爱派系越发严重的权贵、后戚，又不能重用寒门引起反弹，何况寒门学子良莠不齐，有才者往往还偏激，不是太过高傲，就是过于自卑，绝非能托付重任之人；
想要重振士林，但士族是唯一不依靠权势、地位来提升的族群，他们需要的是时间、积累、才华、心性、品德，根本没有办法“制造”出来。唯一一个满门桃李的薛家，也在当年宫变时控制不住局面，被当年和薛家有私怨的勤王之人灭了满门，根本无法恢复元气。
可以说，如今的情况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寒门投效无门则更无以为继，穷人看不到出头的机会，便不会舍弃一切让孩子去读书；
权贵出身的人为了家族利益，往往不能完全从百姓的福祉考虑，所以政令越来越苛刻，百姓越来越疾苦；
后戚们为了争夺辅佐“太子”的政治筹码，像是一群狼一样对着皇宫里的皇子们窥伺不已，随时准备着用自己家族的女儿填充他们的身侧；而殊不知这种急着确定下一任接班人的做法，却让皇帝更加坐立不安，更加不敢宠爱出身高的嫔妃，担忧她们会成为后戚家族的女孩们进入宫中的最好倚仗。
所以才有袁贵妃之受宠、大皇子二皇子被冷落，刘凌的孤立无援。
其实在陆凡看来，三位皇子之中，唯有三皇子刘凌是最适合登基的人选。
大皇子的母族掌权之人是王宰相，当年勤王时杀的血流满城，最终靠着勤王之功权倾朝野，现在这位皇帝被压迫了许久，等他死了后才能亲政，对皇后和这个儿子没有好感也是正常。
二皇子则代表着权贵和后戚合作后的更庞大势力，虽然互有拆台和算计的时候，但因为这两个阶层很多时候很难分开，今日是权贵世家，明日是后戚新秀，所以即使皇后被废，皇帝也不可能考虑方淑妃为后，这也是方淑妃为什么心如死灰自退宫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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