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程禹蘅很小就出国读书，对中国某些名词一窍不通，就像“户口本”、“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对他而言都是生僻词汇。阿姨理所当然地问，他全打蒙回答。不知内情的阿姨，说不定会把程禹蘅当傻子看。
被这么乱搅一通，抵达公寓时，已日暮黄昏。还在吃药治疗的过程里，我极容易犯困，然而在程禹蘅把女款拖鞋拿出来，告诉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时，我整个人像打了鸡血。
护士说，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一年，因为没有家属接走，恐怕只能联系福利院，看能不能把我接走。我活在风雨飘摇里，是程禹蘅收留了我，不但给了我一个家，还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此生此世，我都难以忘怀，那刻的感动。
我把拖鞋放好，提起行李，空落落的手掌抓了抓，开始后悔昨晚没把告别信拼出来。即便在网络上搜索了几十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却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句子，总感觉这世界没有任何载体，足以替我传达这份沉重的感恩。
茶几上的电话丁零零地响，如惊雷打破惯有的宁静。这个电话平常不用，因为知道号码的人只有我和程禹蘅，这是我与他之间的内线，只当遇到紧急情况才用。
铃声藕断丝连，我脑子一片空白。如果此刻站在这里的是廖小雨，她铁定不接，还会把钥匙摔进马桶里，唰唰唰地冲走，最后大大咧咧地发语音短信：“呸，老娘才不稀罕你！”而后将此人永远拉黑。
但是，我不是廖小雨，我只会提起听筒，扣在耳边。
电话那头，声音没变，醇厚而沉稳，“一起吃晚饭吗？”
端午假之前，廖小雨便问我：“丫的你知道什么是渣男吗？”
我脑海里有好几种特别渣的画面，但是廖小雨往往有更独特的见解。
她说：“拒绝了你，还找机会见你，见了你，表现得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什么。简而言之，装傻充愣，没有包袱地逃避责任。明白我说什么吗？女人之一大忌，乃心软也。”
如果廖小雨的观点成立，那么我面前的程禹蘅是渣男无误。
他比我早来，坐在靠窗的卡座，修长的手掌托起下巴，精神奕奕，神态清朗，目光慈爱，问我：“想吃什么？”
可是坐在落地玻璃旁的我，肤色发黄，眼圈很重，像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他那若无其事的模样，对于把他的无言拒绝当作生命大事看待的我来说，是多么的残忍。我憋着气接过服务员递来的清水，我与他还没开始说话，我却再也控制不住了，泪腺像崩坏了似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委屈大片大片袭来，勾起连片连堆的伤：多年以来的孤苦无依，五年里饱受的暗恋自苦，不堪回首的寂寞等待，以及三周以来的苦思煎熬，还有对未来如果没有程禹衡的设想。
程禹蘅捧着餐牌，拿出手帕，递给了我。
我避开他的示好，垂着脑袋，烦恼这到底算什么？是分道扬镳前的散伙饭，还是终于良心发现，要给我当场来个致命打击？他一定从来没被甩过，不知道诀别之际，再多的温柔，都不过徒增伤口的深度。
可是，不能怪他，他是我的心理医生，即便同居五年，依然尽忠职责地监察我的康复情况。我的所有举止，在他眼里与纪录片没有任何区别。就拿哭泣来说，普通人对此的理解是，这个人也许伤心过度、埋怨过深、悔恨不已，人们会同情哭泣者。然而，心理医生却认为，哭泣是一种基于心理机能的情绪发泄途径，有严重的心理伤痕，却不懂得用哭泣等方式发泄，反倒是严重的病。
所以，哭泣的年轻女人，在普通人眼里是值得同情的，但在心理医生的专业概念里，却是无需大惊小怪。所以，餐厅里的人，全都不理解，为什么女人哭得死去活来，一表人才的男人还能淡然置之。
过后，我把这事告诉廖小雨，她问我：“你到底哭得有多难看？”
我垂下了头，“公安都跑来了。”
对不起，我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
程禹蘅被餐厅经理误认是负心汉，而狼狈不堪的我被视作危险人物，经理致电给附近派出所，也许还动用了一些交情，两名公安五分钟以内迅速来到现场。
泪眼朦胧中，我才意识到被警服包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全餐厅的人都像看戏似的瞅着我们。我连忙止住眼泪，断断续续地解释：“我……没事儿……没事儿……”
餐厅经理好生规劝：“姑娘，有我们在，你大可以放心说，别把委屈藏着掖着，这年头抑郁跳楼自杀的实在太……”
“不是的！”我拼命摇头，“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不关他的事……跟他没关系……”
“没关系能哭成这样吗？如果他欺负你，我们给你主持公道。”公安有些不耐烦，见周遭人议论纷纷，建议我们去派出所一趟。
程禹蘅提出质疑：“请问，我们有违法吗？我承认，她强烈的情感宣泄，缺乏适当的环境。但是并非所有情绪都能被人所控制，除了释放噪音，她并没有妨碍公共秩序。”
公安感觉被杠上了，“无论有没有事儿，只要把我们给请出来了，就得去派出所一趟！是销案还是留案底，就看你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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