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强调的是惩办与宽大两个方面，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宽严相济的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论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时候，更为强调的是宽大的一面。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中引申出来的少杀政策和给出路政策均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在对敌斗争中“体现政策”往往意味着予以宽大处理。例如少杀政策，是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处以死刑的要少。少杀是相对于多杀、滥杀而言的，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死刑适用上的具体化。少杀政策包括以下五项内容：（1）严格控制杀人数字；（2）严格捕杀人的批准权；（3）规定“两可”政策，即可捕可不捕者不捕，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如果捕了、杀了，就是犯错误，这也就是后来长期贯彻的“两可”政策；（4）提出“十六字政策”，即“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死缓政策；（5）对内部清查出的反革命，应该杀的，只杀其中极少数，其余均判死缓。由此可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不乏宽容精神。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法律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1979年刑法，明文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作为刑法制定的根据载入《刑法》第1条。高铭暄教授在论及1979年刑法中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时指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是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历史使命出发，根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中存在着不同情况而制定的。它对于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敌人，有着重大的作用。根据这项政策精神和实践经验，我国刑法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作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规定。例如，对主犯从重处罚，对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胁从犯比照从犯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累犯和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抗拒从严，自首的、立功的从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未成年人犯罪从宽，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从严等等。这些规定，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具体化、条文化，有利于继续发挥这项政策的巨大威力。1979年刑法不仅记载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而且确实也体现了这一政策。尤其是1979年刑法在死刑问题上坚持了“不可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政策。在坚持少杀上，1979年刑法除在刑法总则中对死刑的适用对象、适用情节以及核准程序上加以限制以外，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从总体上看，1979年刑法是一部较为轻缓的刑法。
（二）“严打”刑事政策的实施
在1979年刑法实施以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犯罪高潮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进入了一个“严打”时代。“严打”始自1983年，以1983年8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和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决定为标志，“严打”正式启动。“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它已经约定俗成，广为人知。“严打”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1.刑事政策层面
“严打”已经成为1980年以来我国奉行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至于“严打”刑事政策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之关系，在我国刑法学界一般都是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框架下理解“严打”政策的，认为两者之间是基本刑事政策与具体刑事政策的关系。例如我国学者指出：依法从重从快是在我国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具体政策。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依法从重从快与基本刑事政策是一致的。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就要对那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严加惩办，打击其嚣张气焰，扭转社会治安局面。与此同时，在任何时候，都要贯彻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我们在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的同时，又提出了分化瓦解和教育改造，并非只有从重的一面。从重从快打击的对象是有范围限制的，而且对于他们中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同其他种类的犯罪分子一样，要依法从轻，以利于分化瓦解。至于一般的轻微犯罪，特别是其中的未成年人犯罪，则坚持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这种在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从重从快方针，与所谓的“重刑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上述观点力图证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并且强调在“严打”运动中同样应当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其用心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不是从应然的意义上说，而是从实然的层面上分析，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严打”刑事政策其实已经取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最为明显的标志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在《刑法》第1条中删除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内容。在解释删除理由时，立法者指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刑事政策。这项政策对于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刑法已经根据犯罪的不同情况作了一系列的区别对待的规定，如对累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了从重处罚；对从犯、胁从犯、未遂犯、中止犯和自首立功的犯罪分子，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罪犯在执行刑罚中的表现还规定了减刑和假释，等等。这些都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具体体现。因为这一政策已体现在具体规定中，因此，刑法中不再单独专门规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一说明并不能彻底消除人们对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删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疑虑。因为在刑法中已有体现并不能成为删除的充分理由。正如罪刑法定原则也并不以它已经在刑法中得到体现而没有必要加以规定一样，这种规定本身所具有的宣示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我国刑法中确实有所体现，但其在刑法中被确认的意义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我认为1997年刑法修订时删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规定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不是对这一刑事政策的直接否定，至少在“严打”的氛围下它是有些显得不合时宜，不明不白地删除倒不失为处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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