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吴晗的《朱元璋传》［10］稿子，毛泽东对吴晗认为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和尚功成不居，革命成功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的结论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后来，彭莹玉是战死的史料果然被发现了，他是被元军杀害的［11］。克罗齐(Croce，Benedetto)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时代有不同视角和材料。于是，就有了后人的批判或修正。这也是对于历史结论，为什么历史本身告诉我们一定不能操之过急、带有成见的原因。矫枉难免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矫枉的目的，归根到底，总应该在于求正。从一个极端的过正，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正，简单地颠倒翻覆，认识不能前进［12］。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前几年，社会上又一次出现了中医废存之争。中医运用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前人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为基础，成为在中国古代科学中可能是仅有的绵延至今还能与西方科学并列的知识体系。尽管其理论目前纷杂难解，方法与现代科学不一，但疗效和价值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批判了轻视中医的错误。
毛泽东在逝世前几个月，对他一生作了回顾，说他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另一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前一件事改变了中国的走向，是千秋大业，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魄力。
后一件事，并不与前一件事对等，历经曲折并酿成浩劫。这段历程为后面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提供了参照和借鉴。如果脱离这样的历史背景谈我们国家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恐怕也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
毛泽东一生结合社会现实、面对实际问题读历史，是一位熟悉中国历史并运用自如的学者，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二十四史》他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他读过十七遍［13］。真所谓“通古今，若亲目”，通晓古今之事犹如亲历。整个中国，如此者可能屈指可数(史学名家吕思勉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14］)。毋庸讳言，毛泽东是一个有着超凡意志和坚定信念的人，他读有所思，思而有得，得以致用，作为终极意义上的读书人当之无愧，但又远非通常的读书人可及。书法于他是雕虫小技，诗歌在他那里是日常余事，中国革命和建设才是他面前的诗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他的铅笔，汹涌澎湃、前无古人的实践才是他真正的创作。不怀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碑上有巨大的破损，有深刻的裂痕。
当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曾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员，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地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共产党了。”毛泽东回顾在北大的经历时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15］
由事实可知，毛泽东不会因为钱多一点而改变其人生目标。我曾分别听到过年近“耳顺”和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长教授讲，毛泽东后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做法与其自身在北大当过“地位颇低”的图书馆书记员的经历有关。那只是一种揣度。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然有其需要“拨乱反正”之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从历史的角度洞察了知识分子的心态动机、处世为人以后的选择(注意： 毛泽东对待理工知识分子与对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看法似乎并不相同)。历史上有众多富有思想、忧国为民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像陈独秀、李大钊、陈寅恪、梁漱溟那样的知识分子就属凤毛麟角。独立精神和全面视野在社会上当然是物以稀为贵了。
我们的媒体或社会心理会为尊者讳，也会努力挖掘正面人物的隐私；会千篇一律地发出类似的声音，也会表现出强烈的逆反情绪；会顺从强者，也会同情弱者；会坦言良知，也会十分现实；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面，也会从遗憾趋于冷静……只要不违法，似乎都无可非议。但如果要求实事求是地、摒除主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众多的观点和结论就会或者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失之偏颇，或者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无关痛痒……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人的价值在于其为社会奉献了多少，这是最终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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