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以养正，圣功也。［1］
《周易上经·蒙》
俗话说，三岁知大，七岁见老，意为入小学前的经历和行为特质决定了个人的未来。尽管这似乎否定了学生期间的品德和素质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但毫无疑问，人生应尽早接受熏陶，获得启迪，即所谓的“蒙以养正”。就于社会有价值、于个人有意义，丰富充实，朝气蓬勃的人生而言，从婴儿、童年开始，就要给予正确的启发，施以积极的影响。生活从这时开始，教育也从这里起步。父母、家庭、学校、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然而，我们的社会在培养和训练一批又一批走向生活、建设社会的学生的同时，在不断反思、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很多经典的问题： 人从小到大该受怎样的引导？孩子们有待成为什么样的人？哪些素质是他们需要具备的？哪些责任是必须由我们成年人、老师承担的？如何真正使人和社会全面发展、和谐进步？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从学生能力到基本素质，孩子们的太过自我、礼仪失范和社会风气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每每使人担忧，令人深思。这些年来，百姓和政府共同呼吁“素质教育”(实际上以前的教育也隐含着素质方面的要求，只是目标被不同程度地异化了)，可情形似乎依然如故，甚至有的一线老师觉得，忽略学生全面发展的不健康的习气愈演愈烈。
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这么一件事。有好些年，我的办公室在一座大楼的二楼，通常我八点多从楼梯上楼，走道旁的灯几乎总是亮的。每次我关灯时，就想着明天我经过那里时灯是否都关了。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几次我所想的成为了现实。后来，我搬到另一处办公，约大半年过去了，有次因为有事我还是在那个时间段经过那个楼道，令人颇为失望的是，关灯的依然是我！八点多，意味着上课了，从那里走过的人已经很多。是清洁工、保安人员失职，还是学生熟视无睹，抑或我们有的老师习以为常？无论是改变一下习惯，还是引导一种理念，都困难重重。
有位老师曾对我说起，他教过三门专业课的班上的学生见了他视而不见。当然也有学生与老师打招呼而老师并不认识学生的情形……
尽量从一开始做起是明智的选择。但不管从何时开始，根本上还是一个如何实施教育的问题。
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带邻居家一个约三四岁的孩子到院子里玩，他闹着要我把他抱到吊环上。我说，你要上去可以，但过后我不管了。他还是坚持要上去。几个来回后，我把他抱了上去，然后走到七八米以外的地方。我希望他知道说话算数的道理。后来他挺不住了，哭叫着，我还是没过去。我姐姐看到后批评我，并走过去将他抱下。我们都很喜爱他。我小时候，他的一个姑姑也很喜爱我，常带我出去。另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阳台上。我家里有一只不怎么保温的水壶，其中的水往往是温的。我试图将水倒在他的脚背上，他居然说你倒啊，而后我就真的倒了，他大哭。我用手试了一下，有一点烫。后来我家先搬离那个园子。快三十年了，没再见过他。想必他的孩子也该不小了。
尽管他没从吊环上摔下，尽管他脚上后来没什么不良反应，但我每次想起这两件事都觉得很愧疚，事情的可能后果对这个小孩而言，我有些不近人情。令我深省的是，尽管我要求自己说话算数，但是小孩还不明白。教育的方式绝非如此简单。
生活中，在那些本来很可能成为具有高度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人中间，有很多特别不善于那种刻板的(或拘泥于形式)的思维方式。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恰恰又支配了我们的教育，这就必然引起他们对这种教育的强烈反感［2］。我们的社会里，素质教育和教育素质都没有到位。而在某种程度上，那些管教孩子的人所产生的影响比那些管理政府的人产生的影响还要深远［3］。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林风眠说过，小时候漫步、玩耍的回忆，深深地镌刻在他心灵深处，尽管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它们仍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被唤起［4］。艺术如此，人生也一样。
大概在我儿吟茫四岁那年，我看到了台湾作家张晓风写的随笔《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5］，并给他念了：
小男孩走出大门，返身向四楼阳台上的我招手，说：“再见！”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早晨是他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
我其实仍然可以像昨天一样，再陪他一次，但我却狠下心来，看他自己单独去了。他有属于他的一生，是我不能相陪的，母子一场，只能看做一把借来的琴弦，能弹多久，便弹多久，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其归还期限的。
他欢然地走出长巷，很听话地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我一个人怔怔地望着巷子下细细的朝阳而落泪。
想大声地告诉全城的人，今天早晨，我们交给他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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