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理想便是个极端，它的天国是超现实的。为此，面对末日审判的是人的灵魂，能够获得拯救的也只是人的灵魂。而不给丑恶和带有泥土味的人的肉身以任何永生和荣耀的机会，并最终确立精神性价值永远的和绝对的至高地位。
类似于“吃什么补什么”的中医原理，理想对现实的超越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在哥特人劫掠下的罗马，满目疮痍，圣奥古斯丁便在此时写下《上帝城》，用精神上的希望填补已被毁灭的物质财富。在“耕战为本”的春秋战国年代，百姓忍受着战争和苛政的痛苦，孔老夫子及其门徒驾着马车，风尘仆仆于中原大地以宣扬其“克已复礼”的理想，力图使当时社会再现他理想中的那种温情和人道。在19世纪末，随着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欧洲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被全方位地展示到世人面前，尼采在那时提出的审美人生理想，就要求人们像古希腊的英雄那样，即使人生如梦，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以不失人生的欢悦和乐趣；即使人生是痛苦，也要有声有色地演好这出悲剧，以不失人生的壮丽和快慰。
人便在这超越现实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创造着进步的自己，创造着进步的人类史。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理性地控制外在世界的能力，它以人追求理想的形式不断外化；因为理想中新自我和新社会的实现使人的这一创造性力量获得表达。人的历史，不管是个体的还是人类的，便在自身这一本质性力量展现过程中获得进步。当然，理想各具特点，进步也展现出不同的意义和水平，但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的各种追求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式的合力，最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即每个追求理想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像
弗兰西斯·培根，英国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喜欢这样一句铭言：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上悬挂着几个字“超越极限”。这艘船就是古希腊英雄们去寻找金羊毛的那艘船，极限指的是现实的界限，而超越正需要借助理想的力量，理想以其可能性消解了对现实的消极默认。
心灵制作的精品历史上，思想家们曾经为人类的未来社会作了种种设计，他们以其伟大的灵感和高度的热情丰富了我们对未来理想的想象。其著名的，如仅限于西方文明而言，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林顿的“大洋国”等等。也许，对于这些设计和想象，即使这些思想家本人也无法把握，如古代犹太思想家曾对人间天国作了许多大胆和天才的设计，其实现却总寄希望于弥赛亚式的超自然人物的出现。但是，他们思想的独创性和想象的建设性体现了人类的本质，他们所钟爱的天国、圣岛、乌托邦超越了现实的极限。自然，他们在设计了社会的同时也设计了人，儒家的“内圣外王”便要求仁人志士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来完善小我和大我。
勿庸置疑，这些思想家对未来社会公正、友爱、和平、富裕和幸福的设计，必须借助富有想象力的心灵。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人的使命》中便告诉我们：“只有心灵的改善，才导致真正的智慧。”应该说，人类应该为历史上那些伟大心灵的存在而感到庆幸：人的自由首先是心灵的自由。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正是以其过人的胆略和天赋捷足先登，预先在理想的世界中畅游了一番，从而为人类发现了现实生活之外的生活可能。
正因为心灵的想象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过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永远达不到的地方，所以，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在荒原中看到乐园的存在，他们也才会不吝笔墨为这一乐园竭尽歌颂之能事。罗素说：“凭着跟不朽的东西相接触，凭着我献身于把一些神圣的东西带到这个烦恼的世界里来，我们甚至于现在就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创造性的，即使在暴虐、斗争和仇恨的四面包围之中也可以做到。”显然，不朽和神圣的东西只存在于自然进程永远达不到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超越现实，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生活富有创造性，自然需要心灵的想象，需要它的幻想和梦。
马克思认为幻想有助于人性的丰富发展，列宁曾抱怨过，“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确实，如果说人类是通过理想飞离大地的，那么幻想则是理想的翅膀。在幻想中，现实的种种限制被“悬置”了，人间的种种不幸被“滤去”了。幻想是梦，梦自有其慰藉作用——许多人是“以一个梦游者的自信来走我的路”的。幻想和梦总是最美最纯的，人性的丰富和发展正相对于现实的匮乏，幻想和梦正呈现出理想的完美。就理想具有幻想和梦的特征而言，理想也就具有艺术的特征。德国哲人布洛赫指出，艺术便是一种白日梦，如果现实的匮乏不能被克服，那么在艺术中，幻想性也就不会被遗忘，甚至不会被作为未来形象的欢乐所拥抱。这一点，可从理想主义者大多愿意以诗一般的语言来表达其理想中窥见一斑，泰戈尔便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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