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胜县改为东胜市大概是在20 多年前的事情。县改市时，最没有市的景象，连好镇子都不算一个。现在东胜叫区了，却张显大城市的风范，这样的区怕是全国也找不出几个……现在，作为鄂尔多斯市的城市核心区——东胜区的城建面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36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153.7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由1978 年的3.8 万人发展到现在的53万多人。城市绿地由当时的人均0.6 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人均40 多平方米（国家标准为人均7平方米）。现在已经做到，人居1000米半径就能见到城市花园。宏大的街头广场、精致的城市公园、丛郁的林带、现代雕塑、情趣小品随时让人眼睛一亮，怦然心动……东胜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医保制度、十二年免费教育制度、廉租房制度、移民新村建设都已经得到了落实。
如此大的城市建设、改造思路、手笔，没有见过，国内罕见——国家林业局三北防护林局局长如此说。
我也算是老东胜人了，我也为这个城市的巨大变化和快速崛起而目瞪口呆，因为我太清楚这个城市10 余年前的老模样。
我的家位于市中心地带的一条小巷，那条巷子叫和睦巷。巷子内也真够和睦的，有奶牛棚、有猪圈，几乎家家都养着鸡。下大雨时，是东胜的爷们清猪圈、女人起鸡粪的最好时机。就让猪粪、鸡屎随着雨水往街道上冲。待雨停后，小巷子内堆起老厚的一层猪粪、鸡屎，和污泥浊水搅在一起，人们出入穿着雨靴或推着自行车在里面艰难行进，人们称之为“和泥巷”。你可不要以为在这里住的全是引车卖浆者流。据我所知，这条巷子里住着盟报社的社长、鄂尔多斯电视台的台长和总编辑、盟文化局的副局长、蒙古史专家、盟艺术学校的声乐教授……再加上我这个作家，人们又戏称之为“名人巷”。
我是3年前离开这条巷子的。现在这条巷子还在，只是巷头巷尾起了写字楼和住宅楼，巷子中心还夹杂着四五排待拆的民房。小巷的墙上写着几条歪歪扭扭的标语，是抗议拆迁的或者是要打倒开发商的。这主要是被拆迁户与开发商拆迁价格谈不拢，僵在了那儿。城市飞涨的房价鼓了开发商的腰包，同样也膨胀了居民的愿望。20 多年前，两三万元就能买一套院子，现在至少得翻30 倍。
房产商开发城市暴富，东胜居民因为拆迁小富，算是东胜城内的一个普遍现象。有人夸张地说，东胜老城被拆得连一块砖都没有剩下。也有人曾问东胜区的领导：不拆不行吗？领导反问：那你让我保留什么呢？我能在破皮袄上绣花吗？
人们想了半天，偌大东胜城，也算有了百十年的历史，竟然想不起有什么历史文化建筑可以保留。拆迁就像一把刀子，一下子斩断了一个城市的历史，这的确让人痛心疾首。
为此，市、区的领导曾咨询文物人员、东胜老户、文化专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50年代初期建筑的原伊盟行政公署办公楼，还有较高的文化历史价值。于是，原伊盟行政公署办公楼作为自治区级文保建筑被保留了下来。
作为城市建筑文物，东胜区仅此一处。
所以，人们可以大胆地拆，放手地建。
王万厚算是东胜市的拆迁第一人。他是从1998 年起开始负责东胜市拆迁工作的，用他的话来说，那时是小打小闹，每年也就拆个三五十户。当时，拆迁工作还好开展，房价不高所以拆迁成本也不高。拆迁户能置换到一套楼房就是欢天喜地了。
到了2001 年，拆迁任务猛然加大到每年要拆迁四五百户以上，主要是用于地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加宽改造。又过了一年，商业开发、商品房开发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近些年来，是以每年平均拆迁1000 多户的速度向前推进……难怪人们惊呼，老东胜被拆得连一块砖都没有剩下。
当时任东胜区城建局局长和拆迁办主任的王万厚说：“从2003年开始，随着核心区建设的正式开始，东胜区每年要投资30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管道），由于过去城市建设缺少或者是没有规划，而其中的拆迁成本要付出20 亿元。这样高的拆迁成本在全国县级区域中算是罕见的。”
据当时东胜区一位主要领导讲：“东胜区拆迁户的补偿金平均达到了100 万元。”
这么高的拆迁代价，必须建设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来，否则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东胜区委、区政府一班人认为：“东胜区比起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等资源富集区，没有强势，但它的强势是鄂尔多斯市的城市核心区，抓城市建设就是抓经济建设。”可是，在一个没有规划的城市上要想建一座高质量、高品位的现代化新城是谈何容易。于是，他们组织城建、规划、园林的同志们到江阴、上海、欧洲学习、考察，并在上海办班，听取方方面面的专家授课，一面呼吸大都市的空气，一面研究解决东胜的城市问题。一学就是十天半个月，区里主要领导还专门赶到上海，与他们一同商量东胜的城市发展与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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