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担任中共伊盟盟委书记的，那时鄂尔多斯高原的改革浪潮，已经整整涌动了10 年。陈启厚是准格尔旗暖水乡人，他的先人是从陕西府谷走西口进入鄂尔多斯，并在暖水乡扎根的。
陈启厚是20 世纪50 年代的师范生，说话慢条斯理，待人温文尔雅，平时西服革履，他举手投足间透露着领导干部的庄重和小知识分子的文雅。他50 年代参加工作是从农村最基层做起，他了解农民，体谅农民生存的甘苦。他牵肠挂肚的是，分散在这片8.6 万多平方公里广阔土地上的百万农牧民的生存状态。他十分清楚，鄂尔多斯的致富之路，就是寻找农牧民的致富之路。
从他主政鄂尔多斯的那一刻起，首先跳入他脑海中的是仍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
作为当家人，他知道，全盟农牧民的年平均收入不过千元。这其中，西部牧民和沿河农民收入要略高一些，而生活在干旱硬梁区的农民要远在这个平均线以下。
数字糊弄不了陈启厚。
他想着他的前任们、同事们。这些人的音容笑貌从他眼前一一闪过，有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有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有东部地区的蒙古族干部，还有土生土长的当地蒙古族干部，不管他们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思路和美好愿望，都要面对沙漠和荒原的检验。
人们都清楚，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并不是强者。
我曾有个文友，他父亲就是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的盟里领导。她说起她那老爹，夜里听见东胜上空打雷，一个机灵起身，光着脚丫子就下地打电话，紧张地询问部下降雨的情况。鄂尔多斯人清楚，这个帮扶，那个帮扶，都不如老天爷的帮扶。只要是一场好雨下过，整个鄂尔多斯立即抖了个机灵……年景好，下了几场透雨，人们见面就说：今年看来是吃上哇！于是，“吃上哇”响遍了鄂尔多斯的沙原山地。
靠天吃饭，已经成了鄂尔多斯生存的铁律。
寒来暑往，多少人迎着沙尘暴上台，披着沙尘暴离开，留给鄂尔多斯大地的是他们辛劳勤政的背影……为了改造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他认真研究了鄂尔多斯治理环境的历史。从20 世纪60 年代的“种树种草基本田”到80 年代初的“三种五小”（种树、种草、种柠条；小水利建设、小流域治理、小草库伦建设、小经济园林、小农机具），都给了陈启厚以启发。
陈启厚把眼睛盯在了生态环境最恶劣的准旗、达旗、东胜的干旱硬梁区，提出了在全盟干旱硬梁区实施“3153工程”，并化成了盟委和行政公署的红头文件在全盟实施。“3153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在干旱硬梁区，即人均3 亩稳产田（其中1 亩水浇地），10 亩经济林，人均5 只羊，户均3 口猪。对沙区也提出了逐步增加植被的具体要求，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对这种小康型的生态量化建设，我是寒假回家听著名散文家全秉荣先生讲起，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这个工程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你都能想象得出美丽山乡的丰饶和诗画一般的自然风光。我专门采访了陈启厚，陈启厚兴致勃勃给我讲了大半天，展望着这个工程的实施给鄂尔多斯带来的美好前程。
我听了很是激动，那时，沙尘暴甚烈，北京也降鄂尔多斯的土面面，据说还漂洋过海盘绕在日本的上空。各方专家关注沙尘暴就像关注腐败一样，我将鄂尔多斯治理沙害的做法与《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一说，他让我速去写报告文学。于是，我便约了著名作家叶梅、袁茂余等人来鄂尔多斯采风。在那个黄沙扑面的春天，我们采访了乌审召、老治沙英雄徐治民、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日本治沙老人远山正瑛、西黑贷人工林，等等。
我们对这些治沙英雄充满了敬意，并对这种愚公式的治沙壮举充满了感动。我们都写了文章，我和袁茂余合作了报告文学《绿色壮歌》，用一个版的篇幅发在了《人民日报》上。
叶梅还写了中篇报告文学《三原色》，后来还获了国家环保局的“绿叶文学奖”。
采访结束后，我们约定10 年之后再访鄂尔多斯……10 年后，是2001 年，鄂尔多斯大地遭遇3 年大旱，在大旱中煎熬的鄂尔多斯却做起了“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长梦……“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歌，又在鄂尔多斯的胸中唱响……有梦在，就有希望！
旱不死的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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