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胜县地处鄂尔多斯高原的中心地带，也是它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鄂尔多斯的全国性声誉是从20 世纪60 年代上演的一部电影《鄂尔多斯风暴》而鹊起的。这是云照光先生创作的剧本，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由当红大明星王晓棠领衔演出，关于那部影片的拍摄花絮至今还让许多老东胜人津津乐道。
据说当年曾在军分区礼堂召开盛大舞会，伊盟党政军领导及各界名流悉数出席。王晓棠无疑是舞会皇后，她扮演的鄂尔多斯姑娘及那迷人的风采让鄂尔多斯人说了几十年。
这是我第一次打量东胜，觉得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鄂尔多斯的首府，甚至是大相径庭。
觉得它更像北方的一个破镇子，尽管县城当时已经有了3 万多人，街面上也初见繁华。
隋唐时期，中央政权就在鄂尔多斯高原设了东胜卫，但跟我们现在生活的东胜县城没有关系。它是民国初年，绥远省为处理汉族百姓进入鄂尔多斯的一些事务，而专设的汉治机构。
当时的鄂尔多斯是旗、县分治，旗理蒙事，县治汉务。
据老东胜人说，民国初期刚建县城时，还有土围子、炮楼。有事时，县长站在炮楼上拿个纸喇叭一喊，全城的百姓都知道了。
因为贫穷，税收很少，县城没有什么基础设施，因此，县长常常受到绥远省政府的申饬。我曾在《绥远志》上看到过多次这样的记载：
县城周围，常闹匪患。像杨猴小、王英、张门楼这些名震绥远的大土匪，都在东胜附近活动过。县长为避匪患，时常躲在包头办公，就连专为鄂尔多斯培养学子的伊盟中学也是设在包头。
刚解放时，农区土改划成分，家有几十亩地还被划为贫农。那时，一亩地好年景也只打二斗粮食。遇上差年景，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我工作单位四周全是农村，人称北门小队。想必这里一定是过去县城的北门，南面还有个南门小队。从留下的名字来看，东胜县城当年至少是有南北两个城门。
这两个队的社员，冬天用畜力车拉炭，夏天拉水，全是卖给城里人。
更多的人家是在城外种些梁地，把地一开，种子往地里一撒，就等着“老天爷给吃不给吃了”。
城内的市民过着悠闲而又穷困的日子。城内严重缺水，让东胜人有些上肝火。由于自来水时断时续，人们的城市生活主要是推着自行车拖水或找社员买水。
一次我的邻居因为卖水的水箱里的水不满，讨价还价与卖水的吵了起来，卖水的冲邻居鄙夷地道：“瞧你这点汤水，还城里人哩！我一个月至少挣300 多元钱，你呢？你给爷吼甚？”
这让所有的城里人汗颜，那时，人们的工资大都是四五十元钱，就连盟长怕是也超不过200 元钱。
由于缺水，城市几乎见不到公共绿地。人均不足0.6平方米，而国家的规定不得低于7 平方米。连吃的水都困难，哪还顾得上发展绿地。为了解决水荒，各个单位动尽脑子。
有的改装个水车给职工拉水，大家觉得这就算是好单位。
还有些大单位自己打井，建立自己的供水管道。虽然是定时供水，但要比普通住户强多了。这些定时供水的单位职工，还能在自己的院内种些时令菜蔬，种植些果树。后来打井的单位多了，使本来缺水的东胜城地下水位下降，使城区的供水更加紧张。
于是，自来水公司成立了检查队，专门进院毁菜苗，拔新树，人们送他们了一个绰号“除绿队”。
一天，“除绿队”们检查到盟公路总段家属院时，推开了大门上还贴着喜联的一户人家，见院内有绿油油菜地，也不说话，上去就拔苗毁菜。新媳妇出屋看，她自然知道这些人是“除绿队”的，看见菜苗被毁掉，不禁有些眼泪汪汪的。
新媳妇的老家来自城市化设施完备的赤峰市，她在想：多时东胜城能像自己的老家一样像个城市呢？
她也没有想到，20 年后这个城市美丽得会像一座花园，而自己正是这个花园的一个园丁。
她叫杨红岩，是她和她的同事们一手演绎了这座城市的美丽传奇——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动人传说。
20 年后，时任鄂尔多斯市市委常委、东胜区委书记的杨红岩，给这个城市的未来定位是：以后拿到东胜区户籍的人，应该像当年有些人拿到美国绿卡一样兴奋。鄂尔多斯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城市之一。
可在那时，东胜县的工业除了一些小型煤矿、农业机械厂、酒厂，几乎再也找不出什么成规模的工厂。轻工业大都是一些熟皮、笼箱、水桶、烟筒等生活用品的小手工作坊。
县城中心区还有几间小土房，大都是为冥者服务的，开着纸火店和寿衣店。
由于“文革”，东胜县的教育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全国优秀教师，伊盟师范学校的梁伯琦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搞过一份师资情况的调查，在伊盟首府东胜县所属的中学中，已经没有一个全日制的本科毕业生任教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个子不高，双目炯炯的梁伯琦曾经对我痛心疾首地道：“这是误人子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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