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性化创造张扬了人的主体性
人生活在世界中，劳动是人进行社会生活的载体，“劳动是人生的出发点和道路，是揭示人生价值的关键。”劳动具有意义建构性，意义世界的建构以及道德的生长最终离不开劳动。当社会分工出现之后，劳动往往把人固定在一定的职业上。一般情况下，人们把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职业劳动上。在职业劳动中，人需要服从于职业规定性，借助职业劳动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但同时又意识到职业规定性对个人自由发展的“局限”。“日常意识常把生命活动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形式上的、凝固的、僵死的， 它属于‘无人称的’社会角色世界；一个部分则是‘个人的’、有感情色彩的，代表着个体不受社会条件影响的‘自己本身’。”人不想被职业束缚失去主体性而成为机器和工具，过着标准化、非人格化的不真实的生活。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人需要能动地调节角色规定性的限制与人性固执的展开之间矛盾，保持能动性与受动性之间的张力。在意义世界的创造中自主支配生命，统一意义意识和意义意志，在合目的性活动中扬弃主体性获得自由。“人的创造性一方面是指人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是指人能够通过创造性产生丰富的个体存在样式”。在意义世界的创造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主体自由、自觉的进行自我确证，有意识的创造和美化自我，在成为职业自我的同时也改造了社会，创造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德性创造是主体性发展的最高形式。
人是复杂的社会存在，每个人的生存境遇、职业角色、价值目标的期待以及自身的条件不同，个体在依托职业进行意义世界的创造所处的情境也不同，对价值的体认也不同，意义世界的创造呈现个性化特点。个性是人性在个体身上的具体反映和表现，失去共同性的人不具有人的社会性属性，如果抹杀个性，一味长期追求共同性，便压抑了人的创造能量，抹杀个性的教育不可能培养出教育家。每个人都应该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个性的核心是个人的创造精神。“人的个性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天资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意义世界的创造张扬了人的个性。从表面上看，道德价值并不与个性化创造活动直接发生关系，但个性化创造活动只有与道德关联才能显现出价值。在创造性活动中，每个人所遭遇的具体情境不同。主体道德判断的自主性以及道德情感体验的个体性，决定了道德行为的差异性。道德的生长不但不压抑个性化创造，而且鼓励主体发扬首创精神，给予主体以创造力量并避免主体滑向个人主义，把创造自我与改造社会融合起来。别尔嘉耶夫认为“创造”是人类道德生活中出现的三个新因素之一，甚至认为新伦理学只能是自由、同情和创造的伦理学，“创造之路同样也是道德和宗教完善之路，是实现生命完满之路。”人需要德性创造，在创造性中感受自己的人生价值、体验生活的幸福，个体的创造活动所产生的价值成果丰富了他人的生活，德性创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赵汀阳教授在谈论幸福问题时提到一个幸福的公理，“假如一个人的某个行动本身是自成目的的（autotelic），并且这一行动所试图达到的结果也是一个具有自足价值的事情（autarkeia），那么，这一行动必定使他获得幸福。这种行动在操作上是创造性的，在效果上是给予性的。这是美好人际关系的唯一条件，也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道德和意义与生命相遇促进个体生成“人性”与“人力”相统一的个性化创造观，个性化创造把人的自我确证与人类的幸福统一起来，德性的自主生长与个性化创造有机圆融生成了创造性人格。它是创造力发展的动力因素，也是创造力发展的方向保证。当个体具备了创造性人格，就会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开放，发现实现自我的最佳可能性，改善人类的生存境遇，提升类生命的精神气韵。
道德和意义与生命相遇，自我关怀意识使之不断省察生命的存在状态和生存质量，在生命实践中满足人的超越性需要，体验自我生命与世界生命共生共融的充实和圆满，获得了幸福感、意义感。“幸福感意义感的获得，是个体意识到自己践行了‘天命’（为人的使命）时的愉悦。所以行动之前有憧憬的幸福，行动之中有崇高的愉悦，行动之后有永远的欣慰。”意义感、幸福感渗透到人的生活和心灵深处，坚定了人的信念，使人不得不倾注生命的所有能量去倾听、服从意义的召唤。当亲证、体验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意义的召唤力就会稳定的、能动的作用于主体，终极信仰逐步确立。“任何建立在对生命终极关切基础之上的信仰，都是一种‘准宗教’。……有终极关切总比没有终极关切的灵魂更宁静。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可能会逐渐淡出，但某种‘准宗教’式的道德可能会伴随人类始终。”信仰给人以必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理想的信念和力量，作为主体的人把有限的人生附着于信仰，信仰成为主体通达无限和永恒的动力装置，终极信仰的确认意味终极关怀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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