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纳兰性德词。纳兰性德（1655~1685），满人。论词崇尚李煜。词以小令见长，清人令词，无出其右。擅长白描手法，自然流动，无雕琢之病。他的好友顾贞观与他感情契合，词风相近。
4.张惠言与常州词派。
康乾年间，词坛主要是朱彝尊、陈维崧。到了清中叶嘉庆年间，张惠言、周济等人以风骚之旨相号召，遂兴起了常州词派。张惠言（1761~1802），江苏常州武进人。论词反对靡丽，取法风骚，注重比兴，强调寄托。他的后继者周济，论词比张惠言更进一步，主张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前一句是说词要有寄托，后一句则说寄托又不要过于直露，以隐约含蓄为佳。常州词派对于近代词坛，影响甚大。
清代戏剧和诗文
清代戏剧
杂剧传奇，元明最盛；到了清代，戏剧创作产生了新的特色：一是涌现出一批专业性的剧作家，他们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带有共同创作性质的集体写剧活动。二是加强了戏剧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在戏剧创作中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三是戏剧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实际，进一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四是戏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系统化、深入化。
清代初期戏剧作家有吴伟业、尤侗、朱素臣等，成就比较好的是李玉。尤其是他与朱素臣等人集体创作的《清忠谱》，把市民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反映社会生活十分广阔和生动，这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渔，他不仅是一个剧作家，创作了10部传奇剧；而且在戏剧理论上很有建树。他在《闲情偶寄》中，集中篇幅，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六个方面，系统而又全面地阐述了戏剧创作的方方面面，站得高，论得深，着眼全局，有宏观意识，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将我国的戏剧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了两部著名的戏剧作品：洪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南一北，交相辉映，誉满天下，轰动一时，世称“南洪北孔”。
我们主要概括说一说这两部传奇剧的一些共同点：
一是两剧的作者都是诗人兼剧作家，诗词曲赋方面功力深厚；又都与当时的名流学者交往甚密；他们都比较尊重历史，对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明遗事，都各自有自己比较进步的美学观点。
二是剧作中所描写的都是“一代兴亡”，作者感受到亡国之痛，有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三是两剧的作者在剧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民生疾苦表现了关切之情，对剧中的小人物的优秀品行进行了肯定和称赞，这些都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四是两剧都是通过男女爱情来写重大的政治历史题材，爱情描写曲折感人，政治的表现也发人深省。
五是在艺术的表现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语言的运用上，都各自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一起体现了清代文人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总体风格上，《长生殿》更富于浪漫主义精神，喜剧气氛更浓一些；剧中主人公虽然死了，但“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在月宫团圆。而《桃花扇》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
清代诗文
清代初期的诗歌，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为代表。他们由明入清，不忘故国，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顾炎武主张以经世致用为学，在《日知录》中倡言“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也，曰明道也，纪主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黄宗羲也主张：“诗以道性情”，“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所以，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和“身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秋雨》）的志向、“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声”（王夫之《杂诗》）的豪情。他们的诗歌往往发掘现实性极强的题材，围绕民族矛盾这个重大主题，反映当时时代的爱国情绪，取得了超越前一个时期的新成就。如顾炎武的《精卫》、《海上》等，黄宗羲的《感旧》、《山居杂咏》等，王夫之的《读指南录》、《杂诗》等。
此外，清初的遗民诗人还有吴嘉纪、杜浚、归庄，以及“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隐、梁佩兰等，他们的诗中表现了十分可贵的民族气节，是鼓舞人心的正气歌。
到了康熙中后期，民族感情日渐淡薄，人们开始潜心于诗歌理论，主要有：
一、王士祯（1634~1711）的“神韵说”。其观点是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雅的风神韵致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影响最大。
二、“宋诗派”。与王士祯推崇唐诗不同，查慎行、宋荦、厉鹗等人则推崇宋诗，以苏轼、陆游为榜样，人们称之为“宋诗派”。
三、乾隆年间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从声律格调上学习古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风格上强调温柔敦厚，提倡儒家“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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