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自号青丘子，因得罪明太祖，被腰斩于市，年仅39岁。高启少有才名，博学工诗，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称为“吴中四杰”。他的七言歌行体诗和七言律诗，最能代表他的诗歌特色和创作才华。如《醉歌赠宋仲温》，还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开头四句曰：“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大笔淋漓，豪气满纸，颇有太白余风；清新俊健，涵浑从容，直追盛唐气象。
明代中叶，从弘治（1488~1505）到隆庆（1567~1572）年前后，文坛上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大体归纳为：一是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二是主张摹拟以形式为主，一切唯古人是尚。这些主张在反对台阁体和扫除八股文风方面，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一时之风气。但因为只注重拟古之形式，师貌而不师心，结果是舍本逐末，甚至是食古不化，走上一条不良之路。后七子则继承了前七子的衣钵，发挥扬厉，越走越远。
嘉靖年间（1522~1566）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反对派，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为代表；因为大力提倡唐宋散文，所以被称之为“唐宋派”。他们的文学主张归纳为：反对盲目拟古，提倡唐宋散文；认为好文章不在于琢字雕句，而应该直抒胸臆，莫逆于心，这就是“文字工拙在心源说”。“唐宋派”中成就最高的是归有光，他的散文代表作有《项脊轩记》、《寒花葬志》等。
到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继续攻击复古派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是李贽，和受其影响的“公安派”“三袁”。李贽，字卓吾，他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李卓吾提倡“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即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对于“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这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有着重大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一是反对今不如昔的文学退化论，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时有古今，语亦有古今”。二是在创作上反对摹拟和墨守成规。三是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应抒发性灵，不拘格套。四是主张文贵有质，“质者道之杆”，反对华而不实。五是从肯定天真自然的“趣”出发，肯定民间通俗文学。“公安派”的理论主张，给拟古主义的打击是致命的；复古派从此一蹶不振。“公安派”所提倡的“性灵说”，对清代诗坛文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末年，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宦官专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此时的文学跟政治结合的更加紧密，东林党人张溥等人所组织的“复社”，稍后陈子龙、夏允彝所组织的“几社”等，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像这样的文社又是政治性很强的结社，在社会上有广泛基础，深受群众爱戴，与政治斗争结合的如此紧密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明末诗坛上，爱国主义的激情空前高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允彝之子夏完淳（1631~1647），是一位少年英雄；14岁便参加抗清斗争，被捕下狱后，写了三篇文章：《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土室余论》，临难陈词，仍念念不忘“中兴再造”，三文是血泪凝成的爱国主义杰作。他临刑不惧，视死如归，遇难时才17岁，是我国文学史上活得最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的民族英雄！他那些用生命写成的爱国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闪光一页。
明代民歌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封建的正统文学——诗歌，到了元明清，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日趋衰落。在复古与反复古斗争笼罩下的明代诗坛，文人创作成就并不高；但产生在民间土壤里的民歌，却蓬蓬勃勃，兴旺发达，呈现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繁荣景象。民歌的创作和传播都十分广泛：“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沈德符《野获编》）它不但在民间传播，也引起了文人们的重视和推崇。卓人月甚至认为：“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唯民歌）为我明之一绝耳。”说民歌是明代文学中的“一绝”，并不过分。
现存的明代民歌有近千首，当时流传的肯定要多得多。内容十分丰富，有反抗阶级压迫的，有歌颂农民起义的，如：“朝求生，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有配合政治斗争，揭露奸臣严嵩的，如：“可笑严介溪，金银积如山，刀锯信手施。试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等等。这类民歌虽然十分深刻，但数量上却不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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