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这一个在我看来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发现这样庞大的一个城市，真让人感到惊奇。站在它面向落日的城楼上，你能看到西藏的雪山。城里人口众多，你只有在城墙上才能走得自由自在，一个腿脚快的人走城墙一圈要花三个小时。一千英里内没有铁路，河道很浅，只有载重不大的平底船能够安全航行。坐舢板需要五天才能抵达长江上游。在心神不安的时刻，你会自问：对生活来说，火车和轮船是否是必需的？我们每天使用这些交通工具，我们也认为是必需的；而在这儿，一百万人在成长、婚嫁、生儿育女和衰老死亡；这儿一百万人也忙碌地从事商业、艺术和思想创造。
这座城市里住着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前去拜访是我这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他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据说他能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他多年担任慈禧太后的一个大总督的幕僚，但如今过着退隐的生活。然而全年某个星期的几天里，他会敞开大门进行诸如切磋学问、讲授儒学的活动。他有一批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比起他那朴素的寓所和严厉的训诫，大部分学生更喜欢外国大学华丽的建筑和洋人有用的科学；而在他看来，这都不值得提起，他也不屑一顾。从听到的所有情况我可以推断，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我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见；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我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
“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我也不奇怪他不理会这样的召唤。我设法给他送去一封信，用我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他能否同意我去拜访他，不到两个小时，我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见面。
我坐了轿子去。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我经过或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而又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我坐着的轿子。轿夫敲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上的一个小窗打开了，一双黑眼睛朝外看，随之是一番简短的通话，最后同意我进去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神情委靡，衣着寒酸，示意我跟他走。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大师的一个门生。我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这儿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美国式书桌、两把红木椅和两张中国式小桌子。靠墙摆着书架，上面有很多的书：绝大多数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还有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在没有被书架占着的墙上，挂着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写的是孔子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让人不舒服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高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我等了些时候，那个引我进门的年轻人端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听弗吉尼亚牌香烟。他刚出去，哲学家就进来了。我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我登门拜访。他请我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他回答我的问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地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我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我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他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我明白我朋友的糟糕的便条还在让他生气。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喃喃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小小的，干瘪得有些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自然，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着一个尊贵的位置，根据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权威说法，这种尊贵必须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我也有了我应该恭维的对象。现在我感觉到他的举止有了某种放松。他就像这样一个人，正儿八经地摆好了姿势准备拍照，但等快门咔嚓一响就离开，并轻松地恢复他的自我天性。他让我看他的藏书。
“你知道，我在柏林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
虽然他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
“在思想界我们不是没有颇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说。
“休谟和贝克莱 ？我在牛津的时候，那儿的哲学教授都想着别去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并不跟从他们的思想抵达它逻辑上的结论，免得危及他们在大学圈子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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