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森
你见了他难免会发笑，因为他的模样就立刻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了。你看见他在俱乐部读《伦敦信使报》，或懒洋洋地靠着吧台，一杯杜松子酒或苦啤酒（他不喝鸡尾酒）放在手边，他这种不俗举动会吸引你的注意；但你立马认出他来，因为他正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个样本。他的不合常规正是一种优雅的常规。他身上一切都合乎标准，从脚上结实的方头皮鞋到一头零乱的长发。他穿一身宽松、式样有些旧但是做工考究的衣服，低矮的领口露出粗壮的脖子。他总是抽一支木质短烟斗。就抽烟而言，他是很有幽默感的。他是大个子，体格健壮，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和一副甜美的嗓音。他能说会道。他的话多半有些不雅，这并非因为他的心灵不纯，而是他有着平民化的喜好。瞧他那种神态，你可以猜想（不是事实而是在精神上）他和切斯特顿 先生喝过啤酒，和希莱尔·贝洛克 先生在苏塞克斯高地一起旅行。他在牛津大学踢足球，但当着威尔斯 先生的面，他又瞧不起这座古老的学府。他认为萧伯纳先生有些过时，而仍然看好格兰维尔·巴克 。他和席德尼·韦布 夫妇作过多次认真的交谈，他还是“费边社” 成员。他每每将这同一个世界视为轻浮，唯独欣赏俄国芭蕾舞。他写打油诗，有关妓女、狗、灯柱、感化院、小酒店和乡村牧师的住宅。他嘲笑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但反之（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听不得说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卡菲尔人 、德国人或希腊人的坏话。在俱乐部，人们觉得他多半是个激进分子。
“一个社会主义者，你知道。”他们说。
然而，他是一家著名大公司的小股东。中国的一个怪现象是，人的地位可以为其行为辩护。一个人名声不好，因为他打老婆，但如果你是一家良好信誉的银行的经理，人们就会对你友善，请你吃饭。所以，当亨德森宣扬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他们笑笑而已。他刚到上海时拒绝坐黄包车。黄包车车夫，跟他一样是人类的一分子，却到处拉着他，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所以他走路。他保证说这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能使他保持健康；此外，走路让他口渴，而他宁愿花上二十大洋来解渴，他也喜欢喝啤酒。但上海天气很热，有时他急于赶路，所以偶尔也不得不使用一下这种有辱人格的交通工具。这使他颇不自在，但无疑十分便利。现在他经常坐黄包车了，但他总是想到这两根车杠中间的伙计是一个人，一个兄弟。
我见到他时，他到上海已经三年了。我们一起在这座中国城市度过一个上午，从这家商店逛到那家商店，黄包车车夫满头大汗，时不时用破手巾擦额头。我们正在去一家俱乐部，快要到的时候，亨德森突然想起他要买伯特兰·罗素 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他叫车夫停下，要他们往回拉。
“我们不可以午饭后再去买书吗？”我说，“这两个家伙汗出得像水里捞起来似的。”
“这对他们有好处，”他答道，“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什么。我甚至没有笑。
“中国人总得要有主人，而他们也总是愿意如此。”
一辆汽车从我们中间开过，他再次靠过来时就不提刚才的事了。
“你们这些住在英国的人不知道新书到这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议论道，“我读伯特兰·罗素写的每一本书。你读过他的这本新书吗？”
“《自由之路》？读过。我离开英国前读过。”
“我看过几篇评论，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
我想亨德森要进一步发挥了，这时黄包车车夫错过了要拐弯的地方。
“在街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亨德森叫起来，同时为使他的话更有分量，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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