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找我有事吗？”他问。
在这间小屋子里他好象比我记忆中的更加高大。他穿着一件诺弗克式的旧上衣，胡须有很多天没有刮了。我上次见到他，他修饰得整齐干净，可是看去却不很自在；现在他邋里邋遢，神态却非常自然。我不知道他听了我准备好的一番话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我是受你妻子的嘱托来看你的。”
“我正预备在吃晚饭以前到外边去喝点什么。你最好同我一起去。你喜欢喝苦艾酒？”
“可以喝一点儿。”
“那咱们就走吧”
他戴上一顶圆顶礼帽；帽子也早就该刷洗了。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你还欠我一顿饭呢，你知道。”
“当然了。你就一个人吗？”
我很得意，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竟极其自然地提了出来。
“啊，是的。说实在的，我已经有三天没有同人讲话了。我的法文很不高明。”
当我领先走下楼梯的时候，我想起茶点店的那位女郎来，我很想知道她出了什么事了。是他们已经吵架了呢，还是他迷恋的热劲儿已经过去了？从我见到的光景看，很难相信他策划了一年只是为了这样没头没脑地窜到巴黎来。我们步行到克里舍林荫路，在一家大咖啡馆摆在人行道上的许多台子中拣了一张坐下。
十二这会儿正是克里舍林荫路最热闹的时刻，只需要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就能够在过往行人中发现不少庸俗罗曼司中的人物。小职员和女售货员，宛如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走出来的老古董，靠着人性的弱点赚钱糊口的一些行当的男女成员。在巴黎的一些贫穷地区，街道上总是人群熙攘，充满无限生机，使你血流激动，随时准备为你演一出意想不到的好戏。
“你对巴黎熟悉不熟悉？”我问。
“不熟悉。我们度蜜月的时候来过。以后我从来没有再来。”
“那你怎么会找到这家旅馆的？”
“别人介绍的。我要找一家便宜的。”
苦艾酒端上来了，我们一本正经地把水浇在溶化的糖上。
“我想我还是坦白对你讲我为什么来找你吧，”我有一些困窘地说。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早就想迟早会有个人来的。阿美已经给我写了一大堆信来了。”
“那么我要对你讲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得很清楚了。”
“她那些信我都没有看。”
我点了一支烟，为了给自己一些思索的时间。我这时候真不知道该怎样办理我承担下的这件差事了。我准备好的一套绝妙词令，哀婉的也罢、愤激的也罢，在克里舍林荫道上以乎都不合拍了。突然，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
“交给你办的事很叫你头疼，对不对？”
“啊，我不知道，”我回答。
“听我说，你赶快把肚子里的事说出来，以后咱们可以痛快地玩一个晚上。”
我犹豫不定。
“你想到过没有，你的妻子痛苦极了？”
“事情会过去的。”
他说这句话的那种冷漠无情我简直无法描摹。我被他这种态度搞得心慌意乱，但是我尽量掩盖着自己。我采用了我的一位亨利叔叔说话的语调；亨利叔叔是个牧师，每逢他请求哪位亲戚给候补副牧师协会捐款的时候总是用这种语调。
“我说话不同你转弯抹角，你不介意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
“你这样对待她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
“你有什么不满意她的地方吗？”
“没有。”
“那么，你们结婚十七年，你又挑不出她任何毛病，你这样离开了她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是太岂有此理了。”
我感到非常惊奇，看了他一眼。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从心眼里赞同，这就把我的口预先箝住了。他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复杂，且不说滑稽可笑了。本来我预备说服他、打动他、规劝他、训诫他、同他讲道理，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斥责他，要发一通脾气，要把他冷嘲热讽个够；但是如果罪人对自己犯的罪直认不讳，规劝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对他这种人一点也没有经验，因为我自己如果做错了事总是矢口否认。
“你还要说什么？”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对他撇了撇嘴。
“没什么了，如果你都承认了，好象也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我这次执行任务手腕太不高明。我显然有些冒火了。
“别的都不要说了，你总不能一个铜板也不留就把你女人甩了啊！”
“为什么不能？”
“她怎么活下去呢？”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她养活不了。”
“她不妨试一试。”
我当然有许多话可以答辩。我可以谈妇女的经济地位，谈男人结婚以后公开或默认地承担的义务，还有许许多多别的道理，但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
“你还爱她不爱她了？”
“一点儿也不爱了，”他回答。
不论对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极端严肃的事，可是他的答话却带着那么一种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劲儿；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住嘴唇。我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行为是可恶的。我终于激动起自己的义愤来。
“他妈的，你得想想自己的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们不是自己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果你这样把一家人都扔了，他们就只好流浪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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