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0年，即公元 1941年，旱蝗灾害开始轮番袭击山东。整个山东境内，粮食欠收，灾民增加，生意难做，市场萧条，哀鸿遍地。
距离济南府百里外的介城县城。
因为正是春忙季节，虽然天不佑人，但佃农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忙着挑水浇地插秧补苗，以期用努力的劳动来换得来年的一口救命粮食。萧索的县城街道上人烟稀少。
与萧索的县城街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东的大财主刘耀宗家：朱漆大门洞开，门口彩幅飘飘，门里门外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今天是刘府男主人刘耀宗六十大寿的生日，刘府正在举办声势浩大的生日宴会。
满面春风的寿星公刘耀宗一身暗绛红色的长袍马褂，头顶同色的瓜皮小帽，和夫人朱氏凤英一前一后站立在大门右侧，笑脸相迎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
虽然刘耀宗已年满六十，由于他长期养尊处优，吃喝不愁，从小又没有遭受过日晒雨淋之苦，在周围看热闹的菜色百姓的陪衬之下，刘耀宗看上去要比同龄男人们年轻很多，身上不但没有风残蚀骨的老年像，反而更像一个五十出头的翩翩中年男人。
夫人朱凤英倒是一副提前进入老年妇女的架势，虽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可是浓粉重抹也掩盖不了脸上的垂暮之像：皮肤松弛，皱纹，眼袋，连刺鼻的头油也散发着老年人特有的味道。
“少夫老妻”一直是朱凤英的心头大忌，虽然她只比夫君刘耀宗大了三岁，可总有眼瘸的陌生人把他们当成是两代人。据说夫妻两个还因此闹过一个笑话。
几年前，两人携手去邻县县城走娘家。在买水果的时候，水果老板可能为了讨好买主，就随口对太太朱凤英说：
“大娘，您老好福气，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大的儿子了！”
朱凤英当时脸就变了，水果也不买了，指着水果老板就是一顿痛骂。幸得刘耀宗和周围群众相劝，朱凤英才怒气冲冲地扭头回了婆家：心情不爽，娘家也不去了！
朱凤英这么多年在夫家，一直稳坐头把交椅。有娘家老爹的官位在头顶压着，这么多年，刘耀宗从来没敢在老婆面前扎过翅，一直妇唱夫随的。尽管朱凤英生下五个闺女，刘耀宗也从来没敢老婆面前主动提过纳小的事情。要不是婆家两个哥哥刘耀祖刘耀邦逼迫丈夫刘耀宗过继他们的儿子，觊觎自家的财产，作为刘府女主人的朱凤英咽不下去这口气，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为了维护自家利益，对抗两个大伯哥的欺负，朱凤英主动提出了要为丈夫纳小生子的建议。
刘耀宗在介城县城是个神一般的存在：县城附近凡是能种上庄稼的良田，几乎都是刘家拥有或出租的，在整个介城县城内，凡是想通过种庄稼来谋生的佃农或个体户，几乎没有不仰仗刘府鼻息的。
刘府主人刘耀宗在介城的威望一点儿也不啻于当年的县太爷。刘家不但财大气粗，而且刘耀宗从小饱读诗书，为人谦恭有礼，对下人和佃户们也不像其他地主老财那样刻薄，所以在介城口碑还算上乘。
据刘耀宗自己讲，他们祖上曾是汉高祖刘邦的嫡系分枝。多年以前一直在湘鄂一带迁徙流浪，最后才选择落脚在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立了身，安了家。
其实刘家这段历史是不是真的，无人能够取证。但在介城，但凡年龄上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刘耀宗的老爹刘大锤的发家史绝不是什么皇家子嗣延续，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介城府衙的衙役。
刘大锤在府衙的地位很特殊，他不是一般打杂的衙役，而是一个在县衙大堂上往下传令的“传令役”。
据老一代的知情人讲，过去的县衙大堂，是不能当堂杖责(也就是俗称的：打板子)犯人的。因为大堂是县太爷办公的文雅之地，容不得粗鲁野蛮的杖责行为，那样会有辱县太爷尊崇斯文的身份。所以县衙在大堂外设立了专门邢责犯人的场所。一旦给犯人定下大罪，就让犯人在堂外的邢责厅候着，等候“传令役”报数县太爷定下的挨杖责的数量即可。县太爷和挨了杖责血肉模糊的犯人是不能见面的。
这就为“传令役”刘大锤积累财富创造了极佳的条件。犯人家属为了让亲人少受一点被板子抽打的痛苦，就暗地里偷偷给刘大锤塞“红包”，让他少传几下打板子的数目。由于大堂和行邢厅之间隔着距离，所以就算刘大锤少传一些打板子的次数，也没人能识破里面的猫腻。再加之刘大锤口舌生花，能言善辩，上下通吃，干了那么多年的“传令役”，不但毫发无损，反而积攒了一大笔钱财下来。
虽然有了大把的钱财，但生性节俭吝啬的刘大锤还是改不了省吃俭用的苦出身脾性，甚至拉泡屎也得拉到自家田里去。他不舍挥霍浪费，而是把大笔钱财用在了买田置地方面。
几年功夫，刘大锤不但买下了介城周围方圆几十里地的田地，后期还在济南府内买下了大批商铺店面，出租租赁，套取租金。
等到他年老体衰生病归西的时候，刘家已经成了介城数一数二的大财主，甚至在济南府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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