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禄坐在太师椅上捧着成化斗彩的茶杯有一口没一口的品着茶。
衙门里面已经来过人了，上门的是詹时雨的那位师爷，虽然语气十分客气，不过话语下面藏着的意思却是非常明白。
流寇逼近，县衙无钱，皇帝差不动饿兵，拜托杨大人高抬贵手，给县衙支援支援。
具体的数目定下了纹银一万两。
杨世禄微笑着听完，欣然允诺，说会尽力筹措，然后端茶送客，送走了詹时雨的师爷。
一万两白银，对于杨家来说并不算什么钱。
不算在汉中各县的产业，淡淡就说耕地一项，南郑、城固、洋县三县加在一起便有四万多亩，一亩地按二钱银子的地租算，一年仅仅收租一项便有八千两白银之多。
汉中府每年交给崇祯皇帝的赋税，也不过一年两万六千多两罢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杨家的田地分布各县，有的是按照实物收税，譬如一亩地中的产出按比例交给杨家，有的是直接约好了白银，一亩地约好了缴纳多少银子，剩下的杨家便不管了。
还有放贷的收益，杨老大人宅心仁厚，放贷的利息同市面上差不多，只有三成。
再加上生药铺子、茶马贸易等等项目。
林林总总加在一起，杨世禄一年能收得差不多四万多两银子。
这可比朱由检有面子的多了。
老杨能这么有钱，需要感谢很多人，特别是外国友人。
第一位要感谢的是一个叫哥伦布，第二个要谢谢麦哲伦。
明代一两大约是37.5克，一万两银子大约就是375公斤。
这是个什么数目呢？
并不是个大数字，根据菲律宾总督向西班牙国王的汇报，1597年从南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高达340000公斤(906万两），同一年从南美运往西班牙的白银数量是220000公斤。
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是在给明朝扛活，而西班牙人则负责运输，明朝的丝绸出产击垮了西班牙人努力在墨西哥建立的丝绸制造业不说，在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甚至出现了华人社区。
墨西哥妇女穿上了丝制的“中国波布拉纳”，至今还是墨西哥人的传统服装。
葡萄牙里斯本一条街上的开了六家中国瓷器店。
青花瓷不仅成了荷兰市民的家用之物，巴西的葡萄牙人也使用着来自明朝的瓷器。
当葡萄牙人刚刚到达中国的海岸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就一次性订购了十万件中国瓷器。在此之后，他们每年要运35000公斤中国丝绸回到欧洲。
并不只是欧洲人在美洲开采的白银会运送到中国来，日本人也做了贡献。
耶稣会神父罗德里格斯曾经这样记述，在他刚刚登上日本列岛的时候，丝绸在日本非常的缺少，即使是大名们也舍不得经常穿。但当日本的战乱结束之后，伴随着海贸的进行，即使是日本的农民也都有了一件丝绸肩带，家境富裕的农民甚至有了一件丝袍。
根据日本学者后来的推算，从日本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150000公斤，也就是四百万两。
支撑这个逻辑的是朱元璋，支撑这个体系的力量是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
或许是因为明太祖的底层出身让他对矿工们非常有同情心，或者是开采矿业对于明代官员来说是个难以管理的麻烦事。
有明一代的官方对于开采白银并不上心。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国本身就是个缺乏贵重金属矿藏的国家。
所以明代时期的中国对白银的开采并不怎么在意。
所以当大航海时代来临的时候，同样一两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和在西班牙的购买力有着巨大的不同。
按照西班牙秘鲁总督在给马德里的信里说得非常清楚，即便是跨越了遥远的天平洋，中国丝绸的价格是25比索，而西班牙丝绸则需要200比索。
这八倍的差距让西班牙丝绸在中国丝绸面前完全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不靠着野蛮的掠夺和残忍的屠杀，明代的中国人用自己双手将祖国变成了汇聚世界白银的海洋。
唯一的依靠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万历天子完全可以在紫禁城里如是说道：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为我们牧马，
西班牙人和日本人是我们的矿工，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为我们的航船扬帆，
然后他可以高举起双臂
大明，天下无敌！
然后杨世禄捧起他的茶杯在后面补充一句。
“你能收几个钱？”
每年流入的海量白银不仅支撑了张居正的改革，也改变了杨世禄的收入，改变了整个明王朝的模样。
但是在这一年。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支撑这个模式的逻辑终结了。
来自海外的白银永久性的减少了。
崇祯八年，西班牙位于南美的银矿产量已经走入了低谷，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为了减少贸易中失去的白银，西班牙人有意识的开始控制马尼拉的白银输出。
这一年，德川幕府宣布禁止所有在外的日本人回国，锁国之大幕拉开。
这给双方都造成了灾难。
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限制白银的流出。
到了崇祯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39年，日本因为岛原之乱停止了朱印船贸易，来自日本的白银几乎断绝。
同样是1639年，马尼拉中国债主跟西班牙人爆发了大规模冲突，西班牙人赖账的传统艺能上演，从此之后跟西班牙的贸易也停滞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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